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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金岁月:气象学科第一批留苏学生的往事

    发布时间:2019-06-06    作者:利来国际平台    点击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但是,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匮乏的科学技术人才成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道路上的两只“拦路虎”。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全国迅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于是,中央决定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1951年,中国派出留学生380名,其中留苏学生375名,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就此开始。分配到每个大学的留苏学生名额非常有限,即便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一个班也只有一两个人的名额。

      1951年,翁笃鸣考进了南京大学。一年后,通过严格选拔以及留学生考试,他走上了留苏之路。

      所有留苏人员,都要“过三关”。首先是学习和考试成绩。被推荐的人员要在学习或工作期间成绩保持优秀,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培养潜力。其次是政治审查。不仅要求被审查对象思想进步、道德品质优秀、政治上可靠,而且其家庭成员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在政治上也必须清白。最后要体检。教育部协同卫生部,制订了非常周密的体检规范。大到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疾病,小到砂眼、扁平足,都在检查范围。

      通过层层选拔后,很多留苏生并没有直接踏上驶往苏联的火车,而是先进了留苏预备部,接受强化培训。

      原来,1951年的大规模派遣活动虽然拉开了中国留学大潮的序幕,但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中苏两国在留学生的派遣和教育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1951年10月,林伯渠作为巡视组成员赴苏联看望首批留苏学生后十分忧虑。他回国后立即给和周恩来写信,反映留苏生因语言不通及饮食、气候等原因,情绪波动很大。他建议,以后再派留学生,须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也可以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周恩来总理随即作出批示,指定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三人负责筹备留苏预备学校,一年办一期。后经慎重研究,国家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

      1952年9月,翁笃鸣来到了北京,进入留苏预备部学习。在留苏预备部的一年时间里,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俄语和政治学习。

      大部分学员在来到留苏预备部时,俄语基础都不好;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俄语,要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要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俄语语法,积累生活、学习所需的基本的单词量,除了死记硬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政治学习主要学联共党史。此外,学员们每周都要听时事报告,由中宣部或人民日报社、观察杂志社派人来宣讲。

      翁笃鸣回忆道:“差不多隔一两个礼拜就有中央首长给我们作报告,如陈毅、谭震林等,讲国内、国际和苏联的情况,以及国内以后发展的情况等。这对我们的教育很深。”

      最让留苏学生开心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由于当时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学生都营养不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

      1953年2月,主要在学校和知识界进行的“忠诚老实运动”也在留苏预备部展开,要求每个人把自己自解放以来对党隐瞒了的个人和家庭政治问题,以及隐瞒了的反动社会关系等,老实交代出来,以示对党的忠诚。1953年5月,学校党组宣布了留学生名单。一些在忠诚老实运动中交代了本人或家庭以及亲友有历史问题的同学没有能进入留苏学生的名单,翁笃鸣所幸是“根正苗红”没有受到影响。

      1953年7月25日,周总理把即将出国的500余名留学生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为大家举办了送别晚会。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三好指示精神,针对留学工作的特点,提出了“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的要求。周总理深情地寄语大家:“我相信,三五年后,等你们光荣完成学习任务,回到祖国,就一定能接替我们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祝大家成功!”

      1953年8月4日,同志也来到留苏预备部,接见了准备当年出国的全体留学生。

      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学校按班级派人宣读了每个人分配的专业、学校和城市。翁笃鸣被分配到莫斯科大学地理系气候专业。很多人都按照国家的需要改变了所学专业。

      同年,派遣到苏联有关高等学校学习气象有关专业的还有曾宪波、傅涌泉、郭恩铭三人。

      1953年9月2号,留苏学子们终于启程了。学生们乘坐的是专列,除了留苏学生外没有其他旅客。

      1953年,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共580人。留苏学生的专业很广,主要是理工科,少数人被派往医学院、农学院或兽医学院。

      呼啸的列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途径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基洛夫等几个大站。途经气象学上经常提到的贝加尔湖,只见湖面平静如镜,清澈见底。但包括翁笃鸣在内的留苏学子们却难抑求索的渴望、奋斗的激情,想快点到达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圣地——莫斯科。

      火车运行了大约7天7夜,终于到达终点站莫斯科车站。大使馆派人到火车站迎接。大多数人被分配到莫斯科各学院学习,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学习的也将近200人,少数人到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和工业城市罗斯托夫和利沃夫学习。到莫斯科的学生都被直接带到学校。

      翁笃鸣就读的莫斯科大学是当时苏联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高等学校,1755年由教育家M.B.罗蒙诺索夫倡议并创办。其旧校址在莫斯科市中心。1953年大学新主楼在麻雀山(即列宁山)建成后,即迁至麻雀山。许多世界知名人士以及俄罗斯政界、科学界的要人都毕业于此。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在当时也是实力很强的。系主任为杰出的地形学与古地理学家K.K.马尔科夫教授;著名的教授有H.c.苏金(地形学)、B.n.阿里索夫(气候学)、E.B.勃里斯克(水文学)、B.H.苏卡契夫(植物地理)、K.A.萨里含夫(地理学)、H.A.宋泽夫(苏联自然地理学)和H.A.维特威尔(世界经济地理)等。

      翁笃鸣回忆道:“总的来讲,当时苏联的地学在世界上被公认为是先进的,气象从整体上属于地球科学。一方面他们在理论基础方面比较扎实,当时气象学的一些理论,苏联的学者有很多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的气象服务工作,气象为各行各业的服务,特别是为农服务开展得比较好,比较系统。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空白。”

      “当时我们跟苏联的差距是全面的,各方面都不及他们。比如说整个气象队伍的数量、质量、技术、装备以及服务理念。我们那个时候的气象工作主要还是天气气候学方面的。因为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全国气象台站只有101个,可想而知当时我们的力量是多么的薄弱。”

      大学地理教育创始人H.阿努金教授的指导思想,一方面要求地理学各部门的专门化,另一方面要求地理学各学科紧密联系。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设有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地形学、气候学、水文学、生物地理和地图学专业。翁笃鸣学的是气候学专业。

      各个专业有着不同的任务,例如苏联自然地理专业旨在培养能进行综合性的自然地理调查研究、解决国民经济中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参与改造大自然工作的专家。地形学专业旨在培养能掌握地质地理研究方法及专门的地形研究方法,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具体问题,如制定及论证有用矿物调查勘探的结果、评定各种水力建筑的地形条件、布置防护林带地区土壤侵蚀的地形条件等方面的专家。气候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研究各地区气候条件,确定地方因素对气候的影响,小气候的特性,预测实行改造自然措施后气候与小气候的改变可能性。

      到达苏联之后,翁笃鸣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虽然他对留苏学习、生活的困难已有充分设想,且在留苏预备部接受了语言强化培训。但是,当真正置身异国,他还是遇到了实际语言应用的障碍。

      一年级特别是第一学期的第一个月,他在上课时基本什么也听不懂。因为是跟苏联学生一起上课,老师用一般的语速、表达方式来讲话,这种情况之下外国学生是很难听懂的。数学、物理课尚可,因为翁笃鸣有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老师只要写出公式就能听懂了。可是其他的叙述性课程基本上都听不懂。有的同学上课一句也听不懂,甚至一节课上完了都不知道刚刚上的是哪门课。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第一天上课回来,两个同学为今天上了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同学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同学坚持说是历史课,理由是听老师说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字样。结果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序论”。

      “我们当时都体会到,国家在我们身上的投入很大。一个留苏学生的经费,在国内大概可以培养三十到四十个学生。国家对我们这样的培养,让我们感到担子很重。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把学习任务完成的话,感觉非常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培养我们的人民,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牢记这一点。我们在苏联一点都不敢松懈,每天的学习时间有十五六个小时,基本上全是学习,最忙的时候一天上课十二个小时。一般苏联的学生上课八个小时或六个小时,我们还要自己加四个小时的俄语,由苏联的老师给我们讲,他讲课就是跟我们聊,培养我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听力。”翁笃鸣回忆说。

      留苏学生第一年的课程是共同的,使学生在专业发展以前,了解地理科学的范围和地理科学的作用与意义。一年级基本上都是一些基础课,如自然地理、地质学、地貌学、测量学、数学、物理、政治,课程门类较多,知识比较广泛。在一、二年级,社会、政治课程占很大比重,这些课程为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在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苏联师生的热心帮助下,翁笃鸣语言能力渐渐提高,听课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进入二年级,大部分人都能跟上老师讲课的速度,并且进入了专业学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苏联严格的教学管理、开放的学术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等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联的高等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成的知识,而是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判断和总结能力。

      在苏联的高校里,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整整一节课,老师在讲台上洋洋洒洒从头讲到尾,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做板书和推演。这种授课方式,一方面要求老师不仅对讲授的内容真正消化贯通,还要不断完善和补充;另一方面,要求学生主动从老师传授的内容中捕捉关键的成分。这样,课堂笔记成为获取核心知识的主要途径。翁笃鸣一点都不敢松懈,每天要学习十五六个小时。

      每次下课之前,老师都会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许多参考读物。在这些参考读物中,包含了不同作者的各种不同论点,其中有些是和老师讲授的观点相悖,甚至是违反主流意识的。学生在阅读这些课外读物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教条去遵循,一切需要自己去消化、扬弃。这种对于不同观点的平等接触,丰富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

      苏联的教学不是把学生限制于专业本身,而是扩大到广泛的学科领域。地理课程,除普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概论两门课程外,还有水文气象与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普通地质学、地史学、苏联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古地理学、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苏联自然地理、外国自然地理、苏联经济地理、外国经济政治地理、地理学史等,其中后五种课程是联系各个专门化的一般基础课程,不论哪个专门化,都要当作主课看待,各个专业还有许多专门课程,www.ag88.com,如气候学专业要学流体力学、动力气象学、苏联气候、世界气候和小区气候学等。

      苏联高等教育的基础较为扎实,涉及的课程多,教师授课信息量大。即便是苏联的学生,学习任务也很重。莫斯科大学地理系一共设立了14个教研室,担负起教学工作任务。它们涉及普通自然地理、外国自然地理、苏联自然地理、苏联经济地理、外国经济地理、地形学、水文学、测量学及地图绘制学、气候学、生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北极区地理、古地理学与地理学史等。

      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是全苏科学院的院士。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翁笃鸣说:“知名的教授以及那些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的大照片,挂在礼堂、走廊上。在主楼墙体上悬挂着的世界名人中,有中国古代的祖冲之、李时珍等历史名人画像。这些就是我们的偶像。见到这些照片,对我们年轻学生专业思想的巩固,以及今后要选择的道路的影响也很重要。我们那个时候的偶像就是这些大科学家。给我们上课的一些主要的教授,在苏联乃至在世界上也是很知名的,如教我们气候学的老师阿利索夫是世界著名气候学家,他提出的气候分类法被命名为阿利索夫气候分类法。”

      苏联的教育体系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几乎所有的专业设置都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青年人一进入校园,就会有意被培养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毕业后可以马上投入到生产、科研的一线,迅速成长为该领域的专家。苏联老师不仅自身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也极力要求学生们重视实践,关注细节。

      地理系也不例外,十分注重实习。实习利用夏季时间进行,前两年为教学实习:一年级学习测量学与地质学,二年级是各专业的实习,就在地理系的三个地区站进行。三四年级进行生产实习,学生要参加考察队,深入苏联各地进行,在指定解决的任务上,要有一定的贡献,以培养独立研究考察的能力。

      在会见中,毛主席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长时间欢呼的热烈场面让翁笃鸣至今难忘。他认为,毛主席的话给予他的精神动力是难以估量的。因为这不仅仅是毛主席的鼓励,也是祖国人民的重托。

      1958年7月,完成学业的翁笃鸣离开了莫斯科大学,告别了熟悉而亲切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学成归国到了中央气象局气候资料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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