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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文字打败时间

    发布时间:2019-02-02    作者:利来国际平台    点击量:

      

      有时候,人会因为一、两个微不足道的美好暗暗渴望一个巨大的负面,比如因为想有机会用一下图案撩骚的Zippo打火机而渴望抽烟,比如因为一把好乳或者一头长发而舍不得一个“三观”凌乱的悍妇,比如因为一个火炉而期待北京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我怕冷,我把我怕冷的原因归结于我从父亲那边遗传的基因。我老爸生在印尼,长到十八岁才回国,十八岁前没穿过长裤,更别说秋裤了。北京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老爸带我去龙潭湖游野泳,我下水没几分钟,上来,面朝下最大面积地平摊在水泥湖岸,后背最大面积地接受阳光,两瓣小屁股还是冷得筛糠一样颤抖,仿佛一条刚从湖里打上来的大鱼。

      记忆里北京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每个人穿着同一个颜色和式样的衣服,像是一个个丑陋的柜子在街上被搬来搬去,树枝里面包着的春花和女人衣服里包着的奶光似乎永远不绽放。北京漫长的冬天里唯一的喜庆颜色是“两白一黑”,“一白”是白菜,北京冬天的主菜,通常的习惯是买半屋子,吃整整一个冬天,醋溜、清炒、乱炖、包饺子、包包子、包馅饼,百千万种变化,不变的是白菜还是白菜。另“一白”是白薯,北京冬天唯一的甜点,买两麻袋,吃整整一个冬天。“一黑”是蜂窝煤,堆在门前院后,那时候北京大面积的没有市政供暖,整整一个冬天的温暖得意就靠它了。

      伺候火炉是个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儿,这个技艺由老爸掌握。炉子安放到屋子一个角落,烟囱先向房顶再向一面墙蜿蜒而过,最终探出屋外。烟囱在屋外的一端要安个罩子,防雪防尘。烟囱在屋里的一段要逐节密封好,否则一觉醒来,一家已经在天堂。为了伺候炉火,老爸自制了很多钢铁工具,夹煤的、捅煤的、掏灰的、钩火炉盖儿的,其中捅煤的钎子常常被我们拿去滑冰车用,总丢,老爸总是做多几个放着备用。蜂窝煤似乎有两种,一种是主流,数量多,含煤少,一种数量少,含煤多,贵,用来引火,先放在煤气炉子上烧着,然后放进火炉最低层,最后再放上普通蜂窝煤。蜂窝煤烧尽,要从下面捅碎,煤灰随重力落到炉底,用煤铲掏走,再从炉子上面加一块新煤。最考技术的时候是临睡前封炉子,留多大进气口是个手艺,留大了,封的煤前半夜就被烧没了,下半夜全家被冻醒,留小了,不热,一夜全家受冻,加上蜂窝煤的煤质不稳定,留多少更难控制。老爸的解决办法是半夜起来一次,我睡觉轻,常常听见,他摸黑穿拖鞋声,因为长期吸烟的几声暗咳声,吐一口痰声,喝一口水声,铁钩子拉开炉盖儿声,铁钩子合上炉盖儿声,撒尿声,脱鞋再上床声。

      我对于侍候火炉的兴趣不大,但是对于炉火的兴趣很大。炉火当然能烤火,而且炉火比空调好很多,不硬吹热风,而是慢慢做热交换和热辐射,暖得非常柔和。从脆冷的屋外进来,把千斤厚的棉衣一脱,一屁股坐在炉火旁边的马扎上,面对炉火,像拥抱一个终于有机会可以拥抱的女神一样,伸出双臂、敞开胸怀,但是又不能又不敢抱紧,哪怕不抱紧,很快身心也感到非常温暖。然后,倒转身,挺直腰板,让炉火女神再温暖自己的后背、后腿和屁股。炉火还能烤食物,白薯、汤、粥、馒头片。晚上看书累了、饿了,贴炉壁一面的烤白薯和烤好的抹上酱豆腐的馒头片都是人间美味,胜过天上无数。遇到周末,改善生活,放上一口薄铝锅,炉火还能当火锅。火锅神奇的地方是,已经吃得不能再烦的白菜、酸菜、豆腐、土豆放到里面,几个沉浮,忽然变得好吃得认不出来了,围坐在周围的家人也开始和平时不一样了,老妈转身去橱柜拿酒,老姐望着炉火,眼神飘忽,老哥热得撩起裤子、撩起秋裤,腿毛飘忽,老爸开始小声哼唱十八岁前学会的歌曲,窗外天全黑了,借着路灯光看到小雪,在窗子的范围里,一会儿左飘,一会儿右飘。

      后来,住处有了市政集中供暖,老爸还是习惯性半夜起来一次,我睡觉轻,还是听见,他摸黑穿拖鞋声,因为长期吸烟的几声暗咳声,吐一口痰声,喝一口水声,撒尿声,脱鞋再上床声。我背诵最早和最熟的唐诗之一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老爸天生酒精过敏,滴酒不沾,但是每到冷天,每到夜晚,每到想喝口小酒,我每每闭着眼听到老爸像老猫一样爬起来,去照看那早已经不存在了的炉火。

      从出生之后到死前,人总是不得不带着自己的肉身生活。习惯了之后,常常忘记肉身的存在,仿佛常常忘记水、空气、道德、死亡等等。偶尔,因为肉身的疾病和快速变化,也窥见生命的无奈、荒谬和灵异。

      在我有羞耻意识之后,我就不尿床了。所以,我第一次体会生命无奈是在第一次梦遗。学校组织看了一个战争片,里面有日本人的刑具和女特务的大波浪头,晚上就梦见我给女特务上刑。肿胀消除的瞬间,我醒了,月明星稀,稍远处的护城河水微微腥臭,我被我内心的龌龊吓到了,我对不起电影里被歌颂的八路军。之后的几个夜晚,我又期待,又不敢睡,肉身里面潜藏了一个居无定所却无处不在的坏人,他是谁呢?我如何把他抓住、把他关起来呢?

      我第一次体会生命灵异是第一次自己给自己剪指甲的时候。我一边剪,一边想了很多。第一,指甲和趾甲只长在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外侧末端。如果长了一身,行动得多不方便啊,剪起来得多麻烦啊?甚至如果长到手指内侧末端,都是很大的麻烦,自摸起来,太硬了。第二,指甲剪了再长,剪了再长,不剪就一直长。如果不是这样,一旦劈了,就得像补牙一样去医院修理了。第三,剪指甲本身,一点都不痛。剪多了,到肉,痛好一阵,但是再过一阵,也就好了,仿佛一切失去和撤脱。第四,新剪的手指挠背,指过皮肤,大爽,爽过自摸。第五,脚趾甲长得远远慢过手指甲,生长速度似乎只有四分之一,为什么?第六,听说胡人小趾甲是完整的,我一半是胡人,左脚小趾甲是完整的,右脚不完整,是个例吗?

      上学的时候,长期住一个地方,二十七岁前,没坐过飞机,除了军训没出过北京,不用操心指甲刀。放一把在抽屉里,随时可以找来用。二十七岁之后,家就是行李箱,没停止过飞行。我时常想,人一辈子,有些事儿可能是有定量的,比如排卵数目、次数、烟、酒、飞行里程、罪孽等等。

      长年飞行,很容易体会到安检越来越严。911之前,一个普通乘客,身上几个打火机、几把瑞士军刀,按现在标准,完全是个有明显劫机倾向的匪徒。911之后,刚刚开始收紧安检标准的时候,我还带着我用惯了的一把指甲刀。德国货,双立人,指甲刀带的锉刀有个细细的尖儿,可以方便地剔掉大脚趾甲缝里的黑泥儿。

      过首都机场的时候,被个安检大妈拦住,不能过去。可自愿丢弃。可托运。

      指甲刀还是不能不随身带,忙起来,指甲似乎在一夜之间长成九阴白骨爪,还不象过长的鼻毛一样容易就势隐藏。偶尔,指甲周围长出肉刺,用手硬拔,常常越拔越糟糕。

      转了好一阵,买了一个无印良品的大号指甲刀,日文印着爪切,扎实,不是很贵,套了个半透明塑料套,有了它,剪指甲时,碎屑不会乱飞。放进随身的盥洗包里,心里踏实。

      在路上,在长会和大酒的细小缝隙间,定定神,花几分钟,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细细剪了似乎一眨眼就长得老长的指甲,翻转到锉刀面,一个指甲,一个指甲,细细锉平,五、六天的日子就这么在无形中剪没了。心里叹一口气,似乎完成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

      七零后是“桥一代”。我上小学的时候,谁家里有个九寸黑白电视就是整个楼羡慕的对象,计算器绝对是新鲜玩意儿,带着考试,老师不认识,如果有人四位数加减乘除算得太快,老师就认为他是天才,直接保送科大少年班,毕业之后直接保送沙漠做导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铁臂阿童木带着卡西欧三个字在早期的电视里游荡,我处心积虑有了第一个卡西欧计算器之后,和我爸玩游戏,在计算器上先按出50,从50开始,可以减1、2、3,看谁能先减到零。谁输了,谁洗碗。上初中的时候,中学有了个人电脑,那时的机房类似手术室,层流通风控制细菌浓度,进门脱鞋,脚臭漫延。后来我教我爸学486电脑,我爸说什么玩意儿啊,干啥都像猜谜,而且每做啥都要等好久。而我外甥一代,眼睛看大小屏幕的时间绝对超过看另外一双眼睛的时间,绝对超过看窗户的时间。他们有了屏幕就不闹,两三岁的时候抓过手机就不哭,十一二岁的时候捧了ipad就不用吃饭了。我问我外甥,长大做啥,他说,做游戏测试师。我爸说,你给我的三个电脑都特别慢。我说,耐心些,就算给你买现在最高档配置的电脑,也没用,它反应一慢您就砸键盘,您上任何网站有恶意软件就安装运行。再说,您省下时间,还是没啥可干啊。我爸说,生命不是用来等待电脑的,而且,我要求很低,看视频和打游戏而已。我说,这些已经是最高要求了,您还得耐心些,在您学习能力严重减退之后,只剩耐心这一条路了。我没时间,外甥在的时候,让我外甥教我爸如何面对电脑保持耐心。我外甥后来和我说,姥爷不是数码时代的原住民,姥爷小时候的教育缺了很多基本的东西。

      二零零零年前后,我第一次有了手机,不得不天天带着,攥在手里,生怕别人找不到自己,和社会失去纽带。手机上时间、日历、通讯录都齐全,腕子上的手表变得多余。

      二零零五年前后,我给自己买了第一块机械表。那段时间,我开始频繁做PPT演示,讲得口吐白沫。因为要控制好几十页PPT是在三十分钟、六十分钟还是九十分钟内讲完,所以我总是在PPT演示中看手机显示的时间。一个女领导终于忍不住对我说,这样不好,每次我看手机,她都觉得我品味和格调很低,因为她和我一个公司,我看手机连带着她和公司的品味和格调都很低。她说男人要带块好表,最好是机械表,做PPT演示时不带表,严重点说和裤子不拉拉锁一样。品味和格调且不论,我也感到了一些不带手表的实际困难,比如要按一下手机才能显示时间,不能拿起就看到,比如手机在话筒旁边会有静电干扰等等。

      买的第一块表是块入门级的最简单的百达翡丽。白金正圆表盘,三针,三点位有个扁方的日历窗口,黑色鳄鱼皮带,后背透明,看到很多细巧的螺丝和轴承还有金色的PP十字标志。表是二手的,店主说是九八成新,出生纸和盒子都在,店主说是刚从澳门进的货,听说原主人先是第一晚赌博挣了钱,买了表,第二晚又赌,很快输了钱,又把表送进当铺。那时候我不知道百达翡丽是啥,带我去这家二手手表首饰店的姐们儿说,买这个PP吧,别买劳力士,金光闪闪的,你看上去像个读书人,和你的品味和格调不匹配。我刷卡付款的时候有些肉痛,一个第一次听说的牌子,又没上千年的历史,又是一个赌鬼过手的,又不能放东瀛AV,又不能耍美国电玩。后来,多少次在会议前,在酒后,在PPT演示中,我向这个机械的美丽的金属组织探问时间,渐渐意识到它的美丽。它不谦虚,也不夸张,不像法国表那么装,也不像德国表那么僵。以后,我再翻时尚杂志,常常能一眼认出它的同类,仿佛读到某些文字风格突出的伟大作家的文章。以后,我又常常看到这个牌子的广告,提醒你,你从来没有真正拥有它,你只是为了你下一代暂时保管它。这是我见过的最凶残的广告之一。我买古玉扳指的时候,常常用余生可能存活的天数去除古董商索要的价格,算下来,每天的花费还能承受。如果按照PP表广告的说法,如果我再加上我后代可能存活的天数,PP表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

      我想,早晚有一天我会停止用手机,手边有个智能终端能高速上网就好,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如果需要交谈,那就面对面,中间摆些花生米、拍黄瓜和酒或者花、香和茶。但是,我不会停止使用最新的数码产品。我渐渐认定,总是第一批使用新上市的数码产品,是延缓衰老的最好方式之一。我想,再晚一点,我会停止用手表,我会老到有一天,不需要手表告诉我,时间是如何自己消失,也不需要靠名牌手表告诉周围人类我的品味、格调、富裕程度和牛屄等级。我会根据四季里光线的变化大致推断现在是几点了,根据肠胃的叫声决定是否该去街口的小馆儿了。

      格非: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比较寂寞,也不会和人打交道,自己还比较拧。想赢得尊重,但没有任何实力,别人怎么尊重你?很多场合就会受到冷落,遭遇多次之后,就会有愤怒在心里发酵,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写作是一种释放。

      格非:1994 年后的一段时间,就没动力了。有个时代的气氛在那儿,90 年代文学完全市场化以后,作家普遍都很担忧。我们在海南开过一个会,大家讨论的唯一问题就是作家们以后会不会被判死刑,作家们在商业化以后会不会饿死。从1994 年到2003 年,我什么都不写。我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写给谁看,有谁来看。既然有很多作家在写,自己就不要再丢人现眼,算了吧。后来重新写也有很多原因。经过十年的思考,终于想清楚了一些问题。读了很多的古书,没有白读。比如黄宗羲问过,国家都灭亡了,你还要做学问干什么?他的回答是,虽然国家亡了,但是三百年以后还会有圣人出现,他还要提供自己的智慧,可以等待后来的人发掘。这是他当时对自己的写作,给出的一个答案。我也一样,不需要在乎一些东西—名声有多大,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都没有关系,假如提供了一流文本,对未来的影响谁都不能抹杀。

      冯唐:很多作家都面临过一个问题,创作停滞了一段就很难再写,或者写的水准和以前有一定距离。你十年没写,怎么恢复的状态?

      格非:恢复写作的自由心态非常重要。我有个优势,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个普通人。很多人早就把自己架起来了。一个小说家要觉得自己是大师了,也基本就完了。一定要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才会了解别人的感情,你作为一个成功者,就根本不能理解别人,你只能了解一个虚幻的人,这个毫无价值。

      格非:会。说句老实话,我在看博拉尼奥(智利作家)的《2666》之前,还是有一点狂妄的。但是我看一章,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就发现,自己跟他差距还是蛮大的。这让我有点吃惊。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就会热血沸腾,会被煽动起写作的欲望。

      格非:小说写作当然可以教。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天分,第二还是天分。如果没有天分,怎么教都教不出来。但问题是有了天分,也远远不够。诗人也许靠天分还能作上几年,小说家你开玩笑。小说家就像个木匠,你得把这个桌子给我做出来,基本的工具你都得教给他,要不然打不起来。小说复杂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得老师教了,得让他读书,让他有修养。当然自学也可以。

      格非:要丰富,方法上最好能够简洁,在基本生存上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超越到哪去呢?可能是某种宗教上的超越,比如说接近上帝。另外像日本的小泉八云,他的作品读完了之后,能让我们心里产生某种向善的要求。或者,有助于去了解我们欲望的秘密。欲望在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它还在控制我们,我希望好的作品能够带我来穿透这些。

      冯唐:你、余华等人都曾被人称为是先锋小说家,在结构、写作上都作出了很多尝试,为什么近年这些尝试反而少了?

      格非:那是年轻时的状态。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经验,就想扬长避短,所以老是想在哲学方面、结构方面、写作方式方法做一些尝试。当然今天看起来也很重要。但总体上,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今天我觉得文学的命脉,还在于细节。如果你不能把读者直接带进去,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细节让大家信以为真,细节的质感不够结实,文学还是会失败的。这是很要命的。

      格非:不能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跟时代也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写作,刚好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形成了巨大影响。一开始接触的都是现代主义作品,当然就对抽象的、观念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但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重新看其他类的作品,这个时候如果不发生变化那就是白痴。这可能跟人的年龄,经验的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肯定和时代有关系。今天的80 后、90 后他们刚开始接触的作品就和我们不一样,有的是从日本的、韩国的开始的,比如村上春树这种类型的。也许他们最终能走出这个影响,也许走不出来。当年我们要走不出来,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文本家,在当年做过一些探索,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如此而已。

      格非:很少。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些哥们原来在80 年代的时候见一面,除了文学什么都不谈。现在是相反,见了面什么都可以谈,唯独不谈文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造成的,当然你要谈,别人也可以跟你谈,但是大家都不谈,彼此都心怀鬼胎一样,大家都不触及这个话题。

      格非:对我来说,阅读是生活里最愉快的事情。阅读并不是一种求知,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跟自己交流的过程。当然你在不同的时期看不同的书,其实我事后想想,背后是有种逻辑的。比如说你苦闷的时候肯定不会去看快乐的书,肯定会去找也许能帮助你的书。我有段时间很苦闷,有一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保罗•蒂里希的《生存的勇气》。研究跟教学这方面这是本职工作,也就是必须做的。

      格非:精神上的危机,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人到了35 岁左右可能都会有,我比较严重,大概持续了四五年。

      格非:一切都变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年轻时总会对某些事特别恐惧,对某些事情又特别渴望,很容易把某种东西神圣化,把想要的东西极端化。这是年轻人的特点。到了三十多岁,突然发现世界上没有太多东西让你恐惧,也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好得让你一定非要得到它不可。那时,会对人的艰辛,对世界上的苦难有更深的理解。会对人的不自由、受到的限制有更深的体会,会体会得到更多无奈。人也会变得更宽更厚。对人的看法也会发生根本的逆转。我在年轻时特别讨厌罗嗦的人、不读书的人、肤浅的人,可是中年以后就变了。我发现其实人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很多有学问的人其实很虚伪,很多很笨的人,没怎么读书的,其实天性当中倒有一些可爱的地方。有一些人他确实很庸俗,但至少他很真实,比那些虚伪的人不知道好多少,所以慢慢看人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对人性的理解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交往的对象也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我只跟有名的人接触,后来我跟什么人能交朋友,都能聊天。

      冯唐:你怎么看个人声望?当年马原很羡慕你,说你30 岁就已经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了,而且在《收获》 上。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格非:我记得,我没觉得那有什么。我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没有太大的野心。当然我对写小说还是野心比较大,但对于出名什么的没有太大野心。名声这个东西,它会给人造成错觉,没什么实际意义。但人类有时想想很悲哀,人会对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着迷,然后你会受制于它。艾略特曾经讲过一句话—荣誉和安宁不能共处一室。这个话我们很早就知道。

      格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克服了无数在我看来不能克服的障碍,这个太难得了。他个人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同时也面临时代大转折。这两个方面他都做得非常出色。他的时代有两个巨大的变革,整个社会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宗教支撑的西方理性主义世界都在垮塌。需要最敏感的人,最优秀的人来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做出回答,我们怎么办?他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通过爱,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卑微来获得我们所要东西,而不是说像尼采说的那样,通过强力、强人重新建立秩序。 这个方面他带有宗教的光芒。他的这种方法我更认同。

      格非:每个人都应该有宗教感。没有宗教感那就只有利益了,能够超越利益的就是宗教感,没有这个会很危险。我不太愿意信教,因为信教是一个程序化的东西,制度本身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格非:这有很大的变化,今天大家都不爱阅读了,主要是价值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大家都不太关注自己的内心,不太关注生活中真正的自由,我们会把自由看成有没有钱,追求的无非就是一有休闲时间去旅游,我去新马泰、去欧洲,你只能到周边。我用苹果4S,你用什么。我开什么车,你开什么车,大家就比这个东西。物质化已经把人带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物质化所导致的污染、导致的过剩,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时代,你说整个阅读的氛围会好吗?我想大家都会被那种吸引眼球的东西迷惑,被偶像迷惑。创作者也会发出怪腔怪调希望来蛊惑对方视线。大家都这么做,可想而知这个文化会发展到什么地方去。我把现在的文化看成是一个偶像文化。在这样的过程里,我觉得有质量的阅读会非常少,但一定会有。我一点都不悲观。有了互联网以后,我经常在网上看别人的微博,发现有很多优秀的人在各个角落里。他们在读一些只有专家们才会读的经典,发表独特的见解。当然这些人说老实话有点烧包,有点虚荣心,或者说有一点显摆,但那也挺好。

      格非:我看的书很杂,我最近在看中东史。我突然发现知识储备里有个最大的盲点—波斯。去年我看了奥马•哈亚姆的《鲁拜集》,吓一跳。11 世纪在波斯居然就出现了那样的诗歌,真了不起。劝人及时行乐,既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魔鬼又是天使,天国就在你的心中。完全是托尔斯泰式的言论,但在11 世纪已经出现了。我看书是这样,突然对哪个地方我感兴趣,我可能会集中找一些书来了解一下。也不会去想,这个东西对我创作有没有用。

      格非:不需要很多。很多人看待整个的文学版图,会考虑有多少人写书,多少人坚持。这其实很难说。我觉得一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多好作家。当然19 世纪后期是个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你看看中国清代之前,有时一两年出一个作家,有时两三百年才出一个,没关系。他什么时候出来你也不知道。我觉得不需要像工厂一样批量生产,当然也生产不出来。

      格非: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既不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不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是一个阴暗的时代。它不是人类处在上升期的充满着朝气的那个时代,不是。它当然也不是黑暗的法西斯的那种时代。它是一个阴暗的,有各种可能、各种危险、各种无奈纠缠在一起,相对复杂的这么一个时代,很多事情你看不清楚。这个时代给作家、所有人提出的问题更严峻,今天一个好的作家,他不仅要有智慧,他还需要有历史感,才能面对这个时代的诡异。

      格非:当然是。历史分成几个部分,一种是特别古老的,连你父亲都没有接触过的。一种历史是你没有接触过,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比如说文革之前,50 年代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能够猜出来,但是辛亥革命你可能就推测不了,它离得太远了。历史事件距离远近对人造成的震撼是不一样的。按照道理来讲,越是离你近的事情,你越容易把握。但是写小说是相反的。近的反而难以把握。正因为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也纠缠在事件当中,比如改革开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到现在都没想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格非:当然会啊。但我进入的时候,可能会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写小说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最笨的方法。比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去查资料每年发生什么事,然后塑造几个典型人物,用这些人物代表这个时代。这是最烂的,最不好的写法。第二个写法呢,把这三十年的经历变成情感,把握这种情感,就会变得真实的多。你真的要概括这个时代很危险。但如果把情感把握住了,就会大致准确。这是第二种写法。我觉得最难的、也是最有挑战性的是第三种,就是去写人的精神状态。后两种方法我都会用,反正我不会采用第一种。

      格非:跟50 年代出生的人是有点不同,到今天他们那代人对我们来讲,都还有神秘感。他们思考问题更深邃,不是哲学上那种深邃,而是说他事情还没做,已经考虑到事情的结果,预料相对准确,有很好的嗅觉,很多人也特别会玩阴谋。他们对所有事情都有很好的分寸感,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进都很清楚。60 年代的人没有这些东西。60 年代人也油滑,虚伪,但社会责任感会更强。(我也不是说他们中没有好的。)70 年代的人,这点上还算跟我们比较接近,但80 年代的这些孩子已经跟我们有明显的区别,我上课,他们经常跟我我说,老师你痛苦什么啊,关你什么事啊。再有60 年代的人是一个全息式的,就是说他什么都能做,你要把他一个人扔到欧洲去,他们也能很好生存会做饭,可以精打细算,所有事情都难不倒,这是在艰苦环境里磨出来的。

      冯唐:20 年前你们就在讨论,你们那代作家肩负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反而现在很少听到了。

      格非:老实说,作家提供的是个备选的东西,作家从来没有说他要去改变时代、改变世界,他也不可能。卡夫卡改变世界了么?没有。我们今天的创作也一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不过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发表在网络上也好,媒体上也好,或者出版。大家去不去看你的作品,大家对你还需不需要,对你的价值是否有充分认识,有时不是作家的才华能决定的,要根据时代各种因素的变化。没有两次大战,卡夫卡是不会出名的。对于国家机器产生的那种荒谬,对于人失去故乡这种特别纠结的情绪,对于物化、异化,卡夫卡形象地说明了,我们觉得他非常伟大,假如说他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就很难说了。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不朽与否千万不要去想很多。这个不是你的事,你想也没有用。我们今天的作家,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喜欢各种奖、名声,在批评家笔下的地位怎么样。这在我看来是很可笑,你用人力去干预一个本来根本干预不了的事情。你死后影响再大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

      格非:现在也有,但是我一直告诫自己,有些事情是我能做的,有些事情是我不能做的。

      格非:我觉得中国需要全方面的改变。这不是说政府换了,出现了什么人物,这个国家就变了。根本不是那回事。需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做事。比如说很多做NGO 的人会跟我说,你们这些研究思想史的、写小说的人,这些领域根本没用,还不如我们这些人到农村去帮他们搞医疗,帮他们去建立医疗系统,去发展乡村教育。当然这些具体工作都很重要。但是重大历史变化全部是思想促成的。我并不觉得我从事的和社会没关系。当然我写的是小说,可能跟纯粹的做思想史不太一样,但比较相似。陈寅恪说过一番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上个世纪50 年代,因为体制的变化,他的弟子蒋天枢对前途绝望,给他写信。陈寅恪回信讲了欧阳修修史的典故。五代时期,中国经历了几百年巨大的混乱。宋朝开国以后,曾有人写过一部五代史,欧阳修觉得写得不好。他希望能正一代风气,使乱臣贼子惧,于是自己重写五代史。陈寅恪说,一个人通过一己之力就扭转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使腐败的风气变得淳正。你现在教书,怎么说自己没有作用。陈寅恪这个话说得很厉害,也激励了我。

      没有宗教的教育强调的是如下内容: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石头变的,石头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大爆炸之后形成的;人定胜天,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个体是渺小的,组织是强大的,领袖是正确的,任何内心的软弱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糟,资本主义糟,社会主义好,封建主义已死,资本主义必亡。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大,那时候,没有宗教,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小孩在天地间疯跑,不知道名利为何物,学习基本常识,食蔬食饮水,应付无聊的课程,傻愣愣地杀无聊的时间,骂所有看不上的人“傻屄”。本身近佛,不需要佛。

      第一次的宗教感来自一个高中时代的下午。秋光脆亮,秋云不动。我在水泥案子上打乒乓球,对手正手攻球打飞了,我转身跑去捡球。我拾起球站起来的一瞬间,仰头看到不远处一个练长跑的女生背对着我,双手紧握双杠的一根,压肩膀,我不认识她。

      她的肩压得很低,黑直头发梳成马尾,随重力垂下,最低处低于她臀部的最高点。她的小腿腓肠肌拉得很长,挣脱运动裤,近脚踝处裸露出一段,和裸露的脖颈呼应,对抗重力向上,似乎一直延伸到臀部的最高点。太阳被云遮住一部分,遮不住的光金子般从云彩边缘倾斜而下,一阵风从无何有处升起,操场上的国旗、白杨树的叶子和那个女生的辫子朝一个方向飘扬。那一瞬间,我完全看不到她的脸,但是我深深感到,她是高级太多的物种,创造她的不是她爸妈而是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如果没有外星人,那么或许有神。

      下一个瞬间,我的乒乓球对手在水泥球台的对面遥远地高喊:“快打球啊,马上要上课啦,发什么呆啊,你丫傻屄啊。”

      参加工作之后,我开始不成系统地阅读佛经,特别是禅宗文字。一是为了增加些佛教基本常识。在国内到处走,到处都是历朝历代甚至当代的寺庙,寺庙里面那些花花草草、神神鬼鬼都是什么啊,我不想脑子里一片空白。二是为了大处着眼,拿佛的形而上做个救生圈,让我不要陷入名利的大海里不见天日。不时翻两页佛经,扯脱一下,套着救生圈,上半身浮出水面。三是为了消化禅僧们在汉语上的实验成果。在探索汉语甚至语言的可能性上,某些唐宋禅僧走得比唐宋诗人和词人更远、更荒芜。

      佛经里常常有插图,画里的佛常常健美得仿佛长跑运动员,尽管都是正面像,但是我知道,她们的背面都有着漫长和坚实的腓肠肌。

      我有个朋友专营佛像,石头的居多,也有铜、木、铜鎏金的,绝少玉的,仿的居多,也有真的,锁在保险柜里,不摆在外面。他的生意在春节前和“两会”后特别好,他说,“越是心虚的人,买的佛越大。”他的店是个小套间,里面一间有个沙发,沙发下面有个塑料盆,塑料盆里常年一盆酸水,酸水里横七竖八泡着好几个佛。我说,你也太实在了吧?孙二娘也是不小心才把人手指骨头包进包子里,你做旧的酸味儿在楼道里都闻得见。他嘿嘿笑,还是继续泡。

      他知道我收集高古玉器为主,很少碰佛像,但是总想卖我点佛像。我说我到处跑,平均一周跑三个城市,拉杆箱是真正的家,如果买个仿造铜佛,占半拉箱子,其他东西怎么放?过关被海关拦住,他们如果分不出是仿造,我怎么办?他打开保险箱,说,可以买随身佛啊。

      我先后在他那里买了五樽随身佛,三个铜鎏金,他说了三个佛的名字,我都没记住,两个粘土烧的随身佛,他说了另外两个佛的名字,我也没记住。他说这类粘土烧的随身佛叫“擦擦”,软泥按入模具,烧制而成,和做饼干、月饼类似,讲究的烧制后上颜色,甚至有的“擦擦”后面有高僧的指印。

      其中一个“擦擦”常住在我的拉杆箱里。我很少求它办什么具体的事儿,比如这班CA981不要晚点啊、这次五个小时的高速路不要出车祸啊、某个股权交易一定要完成啊之类。晚上,我把它从拉杆箱里拿出来,摆在酒店的床头,恭敬地拜一下,拜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想法,仿佛早上出门和太阳点一下头。

      只要知道这个随身佛在附近,和那些所有美好的未知一起真实地存在着,我就会心安一点。有次,我和我妈说,如果我死在她前面,我的肉身烧成灰儿之后,建议她把灰儿拌了粘土,烧几个“擦擦”,随身带着,百毒不侵。我妈说:“你妈。”

      二零零九年九月《GQ》简体中文版创刊以来,我霸占了每期最后一页内容,写了三年三十六期公开信,讲人生观和世界观。期间,负责催我稿子的编辑换了三个人。我想,专栏该挪挪地儿了,再写下去,主编王峰都不一定呆得住了。于是挪到杂志中部。我想,总纠缠人生观和世界观,太苦,也该换换内容了,于是想写我生命中的一些器物。这些器物原本没有生命,但是在身边朝朝暮暮、耳鬓厮摩,久了,竟然似乎有了一些生命,不只是器物了,而我的生命倒是的的确确地渐渐老去,最终零落,一阵风之后成无,连器物都不是。于是给专栏起了个名字:“不器”。

      第一,太沉、太占空间。上医学院的时候住宿舍,睡上下铺,人均不足五平方米。我一直睡上铺,书只能摆在床的一边,我睡另一边。宿舍在东单街口,离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以及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外文书店都近,总忍不住往回买书。床本来就不大,为了有足够空间堆书,一直不敢胖。我下铺一直睡眠质量差,他说,总担心我的书落下来砸坏他的下体。从美国上学回来,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把散放在各处的纸书集中到一起,搬家时装了四十个大纸箱,累得搬家公司的兄弟们就地罢工,要求加钱,说,以后接活儿,不能只问有几个冰箱,还要问有几十箱书。把书安顿好之后,我瘫在地中央,环顾四周,心想,妈的,空间还是不够,我还是不能胖。后来换工作,再搬家,往深圳和香港各搬了十箱书,每个箱子只装一半书,另一半装衣服和被子,好了很多。即使搬了不少书去南方,剩下的书还是让我老哥担心楼板的承重能力。我老哥话不多,在网上查了很多天资料,自学了好一阵工程力学,给我发短信,说,楼板会塌。

      第二,太招蟑螂。东单协和医院又老又热,病人怕冷,协和医院常年保持二十好几度,日子久了,到处是蟑螂。医学院和医院物理相连,我上学那几年生活在蟑螂中间,床垫子和床单之间,床单和书之间,书和书之间,书页之间,大大小小的空间,大的走大蟑螂,小的走小蟑螂,再小的停放蟑螂卵和蟑螂屎。听说,即使人类灭绝,蟑螂还在,即使地球毁灭,蟑螂也还在。不能战胜,就共处,想通这点之后,我没有杀过一只蟑螂。很多年以后,我下铺说,他胖,疑似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尽管当时我的书没砸伤他的下体,但是他睡觉时一定大口呼吸,一定无意识中吃过不少从我书里掉下来的蟑螂卵、蟑螂屎、小蟑螂。我说,应该是,你医学院毕业之后,又进哈佛念博士又回北大当教授,顺风顺水,一定和你当时的饮食遭遇有关。协和的蟑螂跟着书去了我第一处房子,没多久,我老妈说,奇怪,楼里不少人都在打听如何消灭蟑螂,咱们左右邻居在楼下晾被子呢,咱们家似乎没见到。我说,这群蟑螂们都习惯在书里活动,咱家书多。

      第三,太耗草木。过去,写书是有庄严感的事儿,孔子想了想,选择了“述而不作”。现在,写书似乎类似唱卡拉OK,不会汉语的都可以用汉语写作。过去,写书的人多数都饱读诗书,决定写了,写的也多数是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写书的人多数没好好看过几本书,以为写出了爱情和侠义的真谛,结果发现琼瑶和金庸多年前已经写过了,但是印好的千万册书已经不能再变回花草树木了。

      第四,不能给作者高于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纸书出版环节多:创作、编辑、装帧设计、印刷、宣传、物流、批发、零售等等,成本必然高,再大牌的作者也很难拿到百分之十五以上的版税。电子书省略了很多物理环节,基本能给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版税。尽管还没有推出中文出版服务,亚马逊的自出版能给作者百分之七十的版税。

      第五,不能出售。不能出售的原因很简单:犯法。成为的原因很复杂,通常给出的是:经上级机关研究决定。

      第六,检索困难、不自带字典。因为检索困难,实在找不到的时候,还得打开电脑上网搜。因为不自带字典,遇上生字和生词常常犯懒或者怕破坏阅读快感,囫囵吞枣,连蒙带猜。

      

      至于爱,那是绵绵不绝,尽管电子书已经越来越先进,还是替代不了。挑主要的说:

      第一,拥有感。骑了车,到了书店,掏了钱,买了,我的了!借问人生何所有,几床悍妇几墙书。沉沉的,紧紧的,在自己手上,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一瞬间的我执爆棚,真好。放到书架上,不管有生之年会不会真有时间看,我想看的时候就有的看,不离不弃,这种阅读权带来一种奇怪的满足感,类似住处有个游泳池,尽管很少去,内心也清凉。

      第二,简单的出离感。打开纸书,不插电,没有任何声光电和视觉设计,借着简单文字,魂魄渐渐抽离。周围草木一寸一尺地消失,时间没有方向感,四处流淌,读者和作者一起坐在屌丝时的夏天的夜晚来临之前,怎么吃也不隆起的腹肌,怎么流汗也耗不尽的力气,怎么想念也绝不降临的你。

      第三,触觉。双手摸着的不是工业塑料、不是玻璃、不是铝合金,而是纸。摸多了,书页会有滑腻的感觉,从指尖瞬间到心头,心头肿胀。我一般看纸书手上会抓一支笔,随手画线,随手批注,书一般不会叫喊,微笑受着。

      第四,礼物感。去一个遥远的书店,挑一本小众的纸书,买了,在扉页上写或不写几个字,下次见到,送给她或者他。这比随手发个电子版到电子邮箱,屄格高很多。

      纸书应该最终会让位给电子书,但是这应该是个漫长的过程,至少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发生,至少不会在我身上发生。我总是遥想我的退休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第一个住处改做个人图书馆,在纸书里,在啤酒里,在阳光里,在暖气里,宅着,屌着,无所事事,随梦所之,嘴里牙缝里似乎有蟑螂屎。

      感谢你的信任,把你最近写的短篇小说集发来。因为内容涉及虐恋,你反复叮嘱,读完删除。你像绝大多数有真才学的人一样,没有自信,充满自尊,希望小环境和谐,忘记自己已经得到的一切,一辈子记得自己介意的点滴。你问我,这些小说值得写吗,值得发表吗?我看过之后,在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每个真正的作家都躲不开的问题:我为什么写作?

      这个问题,孔丘答过,拜伦答过,乔治奥威尔答过,劳伦斯答过,亨利米勒答过,海明威答过,库尔特冯尼格答过,王小波答过。人有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作家有审美观、道德观、正义观、写作观,无可奈何花落去,躲也躲不开。

      我记性不好,比背诵唐诗、宋词一定输,但是我直觉好,没背过的唐诗、宋词,掩上几个字,我常常能猜到,即使猜错,也常常比原来用的字格调高。老天赏饭,和自卑以及自尊无关,三月桃花开,躲也躲不开。

      所以我也记不得我读过的先贤们的写作观,所以我按照我体会的时间顺序,和你唠叨唠叨我为什么写作。

      我那时初步掌握了一两千个汉语词汇,毛笔字练习柳公权和颜真卿。区里通知比赛作文,题目是“江山如此多娇”,我语文老师是个热爱妇女的老,他说我对大自然似乎有感情,汉语词汇又多,逼我写一篇。我老妈是蒙古人,喝白酒,喝多了说蒙古话,唱悲伤的歌曲,趴在地上流眼泪和鼻涕。我没去过草原,写了一篇《我在草原》,后来才发现,另外一个学校有个胖男生,比我更无耻,他从来没在地面上仰望过星空,写了一篇《我在火星上望月亮》。我在作文里用了五种主要代词:“我、你、他、她、它”,用了接近三百个形容词。结果是那个胖男生得了一等奖,暑假去全国写作夏令营做交流,我得了二等奖,奖品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再寄小读者》。

      我那时开始喜欢女生,觉得女生比榆叶梅好看,特别是在她们笑的时候,开始喜欢穿漂亮衣服在女生面前不经意走来走去,开始喜欢抽烟、做古怪的数学和物理题、读《庄子》和《存在与时间》等等脱离日常吃喝拉撒的风雨中独自牛屄的活动。没抱过女生,但是已经开始有日本和欧美的毛片看,但是看毛片自摸只能消除裆下的肿胀,消除不了心里的肿胀。于是开始写,一本一本稿纸地写,一支一支圆珠笔地写,右手中指写得弯曲,十七、八岁写完了第一个长篇小说,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十几万字,肿胀随着倾诉渐渐消失,我心里舒服了,也决定彻底忘记写作这件事,自己折磨自己可以,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折磨别人就不一定了,不写了,别人也不用看了,我开始用世俗的方式追逐世俗的幸福。

      美国大好河山,但是与我无关。或许是唐诗、宋词看多了,外国姑娘不知道杜牧和柳永,我对于外国姑娘没有邪念,而周围的中国女生都是女战士,穿西装套装、盘头发、肉色丝袜、公文包,到处投简历、拓展社交圈子、拼命要进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我不喜运动,不迷恋歌星,习惯性不看电视,不爱在网上论坛吵架,窗外每天都有黑夜,黑夜一天比一天漫长,我打开电脑,开始码字,写自己第二个长篇小说,追忆我在医学院八年没能想明白的身体生长和没能泡透彻的拧巴女生。

      2000年底,在被二十家出版社因为“颠覆传统道德”为理由拒绝之后,我出版了在美国消磨时间写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之前,周围很多人说好,我拿到纸书之后,直接打车去我常去的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三联书店,看我写的小说有没有上销售排行榜。没上。我不理解为什么,确定眼睛没看漏之后,打车回办公室,发现手机丢在出租车上。又过了两周,我再去,还是没上排行榜,再打车回办公室,这次手机没丢在出租车上。

      那时候,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几乎没在晚上两点之前合过眼,几乎没过过完整的周末,繁重的脑力劳动偶尔让大脑产生肌肉繁重体力劳动之后的酸痛感。在不需要工作的细碎的时间里,我在电脑上码字,欲念纠缠,对于现世,我幻想有一天,“文能知姓名”,千万双手在我面前挥舞,上街如果不戴墨镜,就有人问,你是不是谁谁?对于来世,我幻想五百年后的某一个春天,杨花满天,布谷鸟叫“布谷、布谷、光棍真苦,光棍真苦”,有个和我眉眼类似的少年,遇上和我少年时代一样的问题,翻开我的书,一行一行读完,叹了一口气,灵肉分离。

      还是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和人打交道的时间比和自己独处的时间多,在飞机上吃的饭比在地面上的多,坐着睡觉的时间比躺着睡觉的时间多。我不打高尔夫,我父母康泰,我无儿无女,我不纠缠欲念,我不在乎糟蹋自己的肉体,让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尾椎长出细碎的增生和结节,在想短暂放下工作的细碎的时间里,我零敲碎打,总共写了五个长篇、三个杂文集、一个诗集、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想想我少年时代的汉语文字英雄,司马迁、李白、杜牧、兰陵笑笑生、李渔、张岱,周作人、周树人、沈从文,王小波、王朔、阿城,我尽量客观地看,我看到,我血战古人而杀出重围,我长出了昆仑山巅半米高的我那棵野草,我遥待五百年后心地纯净的来者,之后,除了死亡、自宫、一言不发,我还能干点什么?

      我不自主地跳出来,反观自我,我看它如同我看一切人类,它有它的短长,它有它和其它人类一样的局限,“我不是爱我自己,我是爱人类。我不是厌恶我自己,我是厌恶人类”。我不需要外求,我探索汉语的可能,我心中没有不能被说服的肿胀,我没有多少剩余的时间可以消磨,我不再痴迷五百年后文学史的写法,我想像我是个矿工,拿“小我”当矿山,人性无禁区,挖掘人性的各种侧面和底线,看到山崩地裂和天花乱坠,每天得道,每天可以没有明天。

      所以说,银河,我看完你的小说,我看到清通简要的汉语,我看到你在写作这些小说时候的快感和惆怅,你消磨了你除了文字不能消磨的时光,你写了之前的汉语没有描述的人性。你经历了所有伟大而谦卑的作者所经历的一切光明与黑暗,你还纠结什么?你还期望更多什么?

      我在GQ这个公开信专栏的四月期,写了一篇《大是》,说韩寒的小说没入门,杂文小聪明,说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洞若观火。这篇文章招来很多骂声,帮助我重温了汉语里很多四个字的贬义成语(文人相轻、落井下石、沽名钓誉、口蜜腹剑等等。唯一一个我倾向于接受的是客观上‘助纣为虐’,尽管我不认为有那么严重,方舟子和纣王似乎差了一些等级吧?),也让我多了一个外号:“冯金线”,有人甚至认为这篇文章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四字成语:“冯唐金线”。韩寒和我共同的出版商路金波说,冯金线啊,你应该写篇文章,阐述一下你说的金线,说说什么是好的文学。

      和音乐、绘画、雕塑、书法、电影、戏剧等等艺术形式一样,和美女、美玉、美酒、好茶、好香、美食等等美好事物一样,和文明、民主、人权、道德、佛法、普世价值等等模糊事物一样,尽管“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尽管难以量化,尽管主观,尽管在某些特定时期可能有严重偏离,但是文学有标准,两三千年来,香火相传,一条金线绵延不绝。这条金线之下,尽量少看,否则在不知不觉中坏了自己的审美品味。这条金线之上,除了庄周、司马迁、李白、杜甫这样几百年出一个的顶尖码字高手,没有明确的高低贵贱,二十四诗品,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等等都好,万紫千红,各花入各眼,你可以只吃自己偏好的那一口儿,也可以嘴大吃八方,尝百草,中百毒,放心看,放宽看,看章子怡变不成章子怡,吃神户牛肉不会变成神户牛。“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惜的是,和其他上述的事物类似,和真理类似,这条金线难以描述,通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由大多数人决定。“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幸的是,“大数原理”在这里依旧适用,以百年为尺度,当时的喧嚣褪尽,显现出打败时间的不朽文章。如果让孔丘、庄周、吕不韦、司马迁、班固、昭明太子、刘义庆、司马光、苏东坡、王安石、曾国藩、吴楚材等人生活在今天,让他们从公元前五百年到公元两千年选三百篇好的汉语,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先秦散文、正史、野史、明小品、禅宗灯录百无禁忌,我愿意相信,重合度会超过一半。这些被明眼人公认的好文章所体现出的特点,就是那条金线。

      中国历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匮乏,人们喜欢争抢,走捷径,坏规矩,浑水摸鱼,成者为王,得过且过。没有标准,没有底线,容易混事,一直往更低的地方出溜,容易自我满足,容易让竖子成名。但是,没有标准,很难提高学习效率,很难持续地创造出好的东西。彻底没标准之后,明眼人的数量持续减少,被嘲笑,被放逐,被阉割,被杀戮,竖子成名后继而成神(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被推上神坛,可是,他也没拒绝啊),再之后,常常会出现“指鹿为马”,残存的明眼人因为各种利益和各种忌讳而集体噤声,即使发生,也是“嘿嘿,嘿嘿,呵呵,还行,凑合”,于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末世来临。“将蕲至於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於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慢慢来,走窄门,长远看,反而是最快最短的通向美好的道路。

      西方人有《小说的五十课》,中国人有《文心雕龙》,这些大部头文论都构建了相当复杂的标准体系。简洁的版本也有,西方人有个好文章的6C标准,用了六个形容词:CONCISE, CLEAR, COMPLETE, CONSISTENT, CORRECT, COLORFUL(简约,清澈,完整,一致,正确,生动)。更简单地说,表达的内容要能冲击愚昧狭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寻人性的各种幽微之火,表达的形式要能陈言务去,挑战语言表达能力和效率的极限。

      “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蔓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后来她说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早晚要遭报应。”(王小波《黄金时代》)

      “冬天天冷,大雪封山,一出门就是一溜脚印,跟踪别人经常被人家反跟踪,搞不好就被人家抄了窝子堵着山洞像守着冰箱一样样吃。”(王朔《至女儿书》)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阿城《棋王》)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汪曾祺《受戒》)

      我今天赶早班机去机场。五点多,太阳已经出来,不耀眼,不灼热,但是不容分说地存在,金光四射。机场高速两旁,成排的槐树苗还没茶杯口粗,靠近地表的树干浆成白色,树干附近,金线之上,二月蓝满满地蓝了一地。

      昨天很晚才到南宁,Google上不去,但是Gmail上的去,查看邮箱,看到你的信,信的题目是《五十岁》:

      “肩周炎这些天疼得厉害,没及时回你邮件,2个月了,越来越厉害。日常生活困难:不能打字,不能穿脱衣服,拿不住东西,洗澡上厕所也困难;疼痛整日伴随;无法睡觉。医生说:18个月。总之:糟糕,烦人。

      40岁开始走下坡,眼花,头发胡子鼻毛开始白。50岁新毛病开始,掉门牙等,各器官构件开始迎接老龄的到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今年弄了挺多地雷花、指甲花的种子,对长年生的植物失去兴趣了。

      我和你说的关于老爸,你知我知,别让当事人知道吧。我说:咱们家老妈和老爸这两只奇葩是你惯的,你不要介意。老爸是个危险源,几次我看到,他用电饭锅热东西,烧干锅,就为了热半碗米饭。几百元的水龙头,不好好用,转头就告诉我,坏了。我总说他,结仇了。他整天护着他那些吃的东西,觉得我吃东西没规矩。我真想说,都这岁数了,吃东西要他妈哪门规矩。不说了。

      我这次到南宁开集团年会。住的地方山清水秀,山上有荔枝树,水里有锦鲤和黑天鹅,小路上有孔雀,叫起来声音大得如猫叫,叫完就开屏。荔枝树不高,有的孔雀连飞带爬可以上树,我原来一直以为孔雀不会飞翔,现在知道了,能飞,就是飞得非常难看,仿佛锦鸡似的。

      和往常的会议一样,山水注定被浪费掉,草木禽兽都没啥想法,开会的人心里事儿多多。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儿,正常,我会平常心面对。

      你五十岁大寿来临之际,你忍痛给我写这封邮件,我知道你在提醒我,好花不常开,老之将至。

      我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学医,看了不少生老病死,有些感性认识。进入四十岁之后,有时带着眼镜也看不清文件和电脑屏幕,仔细擦镜片似乎也没用,我感觉我眼睛可能开始花了。头发和鼻毛也在一两年前开始见白。开会坐一天也有些坐不住了,一根脊柱似乎牵着很多酸痛。酒量变得不稳定,但是喝酒之后,睡眠变得非常稳定地差,在酒劲儿打击下昏然睡去,早上三、四点醒来,窗外月亮比路灯亮。写东西还算顺,似乎给中文最大的贡献已经做完了,似乎还有心气再探探中文表达的极限在哪里,但是写多了背痛很厉害,常常幻想把胳膊、肩、背、腰卸下来,拆散,晒晒太阳,上上机油,再重新组装上。你在我前面走十年,给我都是很好的提醒。

      你的身体,以前一直劝你,你不听。说白了,身病就是心病,在很大范围内,身体如同机器,越用越灵活。你不问世事多年,时间多,你几个住处,旁边都有很好的活动设施,后海有湖,工体有草地,二环边上有护城河。你每天打开房门,强逼自己出去走走,每天半个小时,就不至于两个肩膀到现在的程度。你的心闭合了,身体就抽抽了。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你说得没错,希望你真悟,然后往那个方向去想,去践行,各种束缚就会越来越小,心路就会越来越宽,身体也会越来越舒坦,甚至腋窝下长出翅膀。人关键在于心态。如果往宽了想,咱们父母都还健康,这么大了,快八十了,还都能吃、能喝、能做饭、能骂街、有欲望、能到处跑,已经是我们做儿女的大幸了。如果往窄了想,就像你说的,咱们老妈和老爸都是奇葩。说到底,对于这两个人,你的关键还是在于你的心态。到了这个阶段,养亲以讨欢心为本。不要希望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变他们,你的胜算很小,你的价值观不一定就全对。要顺应,要放下自尊。你如果真担心他们,就多陪陪他们,顺着他们,把他们当小孩儿,哄哄,再过几年,你想陪,他们不一定在人世。退一步,如果放不下自尊,就躲开,去大理、青城山、威海,眼不见,心不烦,或许还能多些想念。

      从一个角度,我了解你的苦,从另一个角度,我又替你可惜。你有全部资源可以享受生活,享受我没有机会享受的生活:适度锻炼,各处走走、住住,睡到自然醒,看看闲书,种点花草,陪老爸老妈坐坐,晒晒太阳,学门无用的手艺,弹弹吉他,打打电子游戏。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难易存乎一心。

      马上就五十岁了,你生日那天中午,我给你过生日,去哪家馆子喝小酒,你定。那天晚上,我飞上海。

      虽然和你不熟,但是认识你有好几年了。你我没碰面之前,我老早就听说《三重门》大卖,多处见过你头发老长的照片,知道你身手矫健、赛车长胜。你我碰过两次面,第一次是路金波搞活动请我们几个一起去澳洲玩耍,金波是你我共同的出版商。好久出去没玩耍了,我很开心,在海边和一个美女散步,在街头听另一个美女讲八卦,晚饭后在酒店和第三个美女喝澳洲红酒。你常常在睡觉和照相,你相机的散景效果很好。第二次是在金波的婚礼上。你来晚了,到处打招呼。那次婚礼挺真诚,新婚夫妇告诫客人们,不许发微博,放松了的客人们收起手机,专心致志地在礼堂里到处体会爱情。

      我尝试读过《三重门》,老气横秋,不好玩,没读下去,看了《长安乱》,翻了《一座城池》,偶尔看你的博客短文。坦率说,我不喜欢你写的东西,小说没入门,短文小聪明而已。至于你的赛车、骂战和当明星,我都不懂,无法评论,至于你的文章,我认为和文学没关系。文学是雕虫小道,是窄门。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虽然知道这条金线的人不多,但是还没死绝。这条金线和销量没有直接正相关的关系,在某些时代,甚至负相关,这改变不了这条金线存在的事实。君子可以合而不同,我的这些想法,长时间放在肚子里。

      2012年的春节,方舟子说你“代笔”,不少人就着方舟子质疑的微博看了春晚。我和方舟子完全不认识,我认识的两个胖子罗永浩和和菜头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我看过方舟子的两个访谈视频,完全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充分肯定他在现世存在的积极意义。我的印象中,似乎每个大学宿舍楼的每一层楼都有这么一个方舟子,他们最大的乐趣是抬杠,你说宗教有用,他就说宗教的用途其实都能被其他非宗教的物质替代,比如就能产生宗教崇高感,你说中医没用,他就说中医的安慰作用难道不是作用吗?我们通常叫他们“杠头”,平时不搭理他们,失恋之后找他们聊天,打发失恋最初那两、三星期最无聊的时光。我对于“代笔”这个议题也没有任何兴趣,除非本人承认,这个议题几乎是不能被证明的。哪怕代笔人指控,没有两人交接代笔工作的录音带,本人都可以完全否认。所以最初听方舟子的各种臆断,怀疑你有代笔,我完全当成笑话,完全没动脑子,转身忙别的去了。

      反而是你和你粉丝对于质疑的过激反应让我多看了看方舟子收集的资料,看了之后,我做为一个长期的写作者,产生三个疑问,只是疑问,没有任何结论。第一是你绝少谈自己的作品和创作过程。谈什么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在我有限的认知中,没见过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能够忍住不谈自己的作品和创作。我翻过近期一本有你访谈的杂志,里面全是赛车,这本杂志不是汽车杂志。第二是你文风改变太多。不仅小说和杂文呈现的气质差异巨大,《三重门》和之后那些长篇小说也不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点疑问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测谎仪都有,我想应该有软件能够分析作者遣词造句和语法习惯),完全来自我长期码字的直觉。第三是你这次对于方舟子反应过激。方舟子骂一句,你回一句,他吐口口水,你还一口口水,一口不漏。之后,你还悬赏,还晒手稿和家信的照片。你身经百骂战,每次都得胜回朝,这次不至于这样坐不住啊。对于方舟子,你可以完全不理,可以诉讼公堂。如果你非要较真又不想牵扯法律,你完全可以在媒体公证下花三、五天自己写出一万字小说或者杂文,一剑封喉,简单证明方舟子这次是真的错了。

      某些媒体和公知曾助推你成大名,“代笔”大战之后,他们大量发表挺你的文章,写得比方舟子的更烂,越挺越可疑。某公知私下和我说,韩寒这个大旗不能倒,韩寒倒了之后,改革要倒退多少年,太可怕了,这是大是大非。

      是否代笔且不论,我个人觉得,更可怕的是,因为你的“神话”,这个现世认为不读书、不用功写作、下笔就能有如神助,不调查、不研究、大拇趾夹着笔就能轻松论革命、论民主、论自由、出书无数,千万双手就在面前欢呼,捷径就在眼前,轻松出门,大道如青天。更可怕的是,这个现世认为《三重门》就是当代文学杰作、你就是当代鲁迅,你轻松论出来的革命、民主和自由就接近真理。“世无英雄,竖子成名”,稀松平常,历来多见。“指鹿为马”,几百年一现,一现之后,末世不远。能容“欺世盗名”,但是不能容“指鹿为马”。这是底线,这才是大是大非。

      是否代笔且不论,我个人觉得,更需要保护的不是一个神像,不管它是否建立在谎言之上,更需要保护的是现世越来越稀有的对于质疑的尊重、对于真相的爱好、对于写作的敬畏。这也是底线,这也是大是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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