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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照苏联学者的看法

    发布时间:2019-04-07    作者:利来国际平台    点击量:

      

      刘亚丁,四川荣县人,1959年生于四川内江。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硕士、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四川大学二级岗位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斯塔夫罗波尔师范学院访问学者,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苏联文学沉思录》《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俄罗斯文学(1760—2010)感悟录》,主编《外国戏剧鉴赏辞典》(近代卷)《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等,在中俄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并被多次转载引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带领团队翻译俄罗斯汉学著作《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一只穷途末路、摇尾乞怜的狼,猎人去后,立刻忘恩负义,凶相毕露,这就是妇孺皆知的中山狼。在陕西、山东、内蒙古、四川南部都有“中山狼”类型的故事及变体。我见到的这个故事的最早文字是明代马中锡《东田集》中的《中山狼传》。好些学者认为这个故事是马中锡根据古代传说创作的。我在读俄国的民间故事时,发现阿法纳西耶夫编的《俄罗斯民间故事》第一卷中第27 号故事《忘恩负义》非常接近马中锡的《中山狼传》。这个故事讲的是,有只狼(бирюк)落入捕兽器中,跳出后又被猎人追赶,它碰到个背着口袋和连枷的农夫。狼乞求救它,农夫把它装在口袋里,扛在背上,骗走了赶来的猎人。农夫把狼救出来后,狼却要吃他,声称:忘恩负义乃是公理。农夫建议找人评理,若果然该忘恩负义,再吃不迟。问过老母马、老狗,说它们的主人榨干了它们的血汗,便将它们赶出家门,忘恩负义是公理。第三次遇到狐狸,它说不相信那小口袋能装进这么大一只狼。于是农夫和狼如此这般重演了之前的一幕,狐狸问:“你怎么打粮食来着?”农夫便抡起连枷打口袋,结果了狼的老命。

      这个故事与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简直如出一辙,情节、主要人物、讲述者的审美趣味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在俄国的故事中没有确定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如赵简子、东郭先生,而只有民间故事中常有的不确切的人物,如农夫、猎人;在俄国故事中碰到的3个评理的角色是:老母马、老狗、狐狸,在中国故事中是“三老”:老杏、老牸(母马) 、老农夫;置狼于死地的方法相同,只是中国故事中是东郭先生的书囊和匕首,在俄国民间故事中成了农夫的口袋和连枷。尽管如此,还是让人禁不住要问何其相似乃尔?禁不住要去探寻,到底是中国的故事影响了俄国的,还是相反。

      在1992年上海文艺社出版的《蒙古族民间故事集》中看到有一个相似类型的故事,题目叫《机智的兔子》。这个故事说的是一匹小马好奇地解开了装着狼的口装,出了口袋的狼要吃小马。正争吵着来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听了原委,说不相信这口袋能把狼装进去,要狼再钻一次,狼便钻了进去,被小马和小兔子收拾了。尽管这个在蒙古族牧民中流传的故事离中、俄的民间故事都相去较远,但我相信,当时很可能在蒙古族人中还有一种更接近中原流传的“中山狼”的变体。我猜想中原的故事是通过蒙古这块土地传到俄罗斯的,既然这个故事有明代之前的古代传说,会不会是通过匈奴人西征传到俄罗斯的呢?

      于是,我就把注意力放在苏联境内的鞑靼人民间故事中。因为照苏联学者的看法,鞑靼人是由贝加尔湖沿岸的部落和12、13世纪匈奴人西征的移民发展起来的。我读了一个《鞑靼民间故事选》的中译本,没有“中山狼”类型的故事。而且几乎所有的故事都与中国传统题材不相仿。1991年6月我到北大俄语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北大的同行给了我一份题为《中国文学在鞑靼语中的传播》的记录稿。这是喀山大学的阿格扎莫夫在1990年北京中苏文学关系国际会议上的发言。阿格扎莫夫的观点和材料否定了我的猜想。在阿格扎莫夫看来,鞑靼人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主要媒介是俄文读物。此外,中国文化的第二个传播媒介是鞑靼的作者用母语写的介绍中国的作品,有科技的、政论的和文艺的形式。第三个传播媒介是中国作品的鞑靼文译本。但所有这些译本全是通过俄语转译的。在阿格扎莫夫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中国民间故事的传播。1901年在喀山出了鞑靼文的《中国故事》。1956、1960年在喀山出了两个相同书名的中国故事集译本《神奇的泉水》。阿氏提出“有趣的是,在中国人和鞑靼人的民间口述文学中有很多共同类型的思想和形象”,原因是“不同民族的相似的社会环境,生存活动特点是产生他们口头创作中的共同的社会类型、画面、情境、形象和象征的先决条件”。从我读过的那本《鞑靼民间故事选》来看,阿格扎莫夫所说的相似应是“远距离”的相似,中国文学同很多民族的文学都有这种相似。很明显,现在的鞑靼人中没有,或者很少有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故事在流传。就是说,在苏联境内的鞑靼人没有担负起把中国的民间故事传播到俄罗斯的使命。从蒙古这边寻找“中山狼”的故事流传途径的想法就这样被推翻了。

      于是笔者又考虑,是否存在从中国的西北到俄国的中亚地区,再到俄罗斯腹地这样一条传播途径。正好我读苏联人出的《哈萨克故事集》时,读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牧人把蛇放到自己的衣袖里,躲过了火灾,事后蛇要待在那暖和的衣袖里,又威胁说要咬牧人。牧人说不该以怨报德,要找人评理。问了牛和马,它们都说人是忘恩负义之徒。最后问到一只猫,是猫把蛇结果了。从评理的情节来看这个故事很接近中国的“中山狼”一类故事,从角色是蛇来看又与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相仿佛。我知道,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几个共和国有号称中国人后裔、说甘肃话和陕西话的东干人。我想或许正是这些东干人把包括“中山狼”在内的好些中国故事传到了中亚地区。我找来李福清和哈萨诺夫等人编译的《东干族民间故事和传说》,读过一遍,倒是读到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如《张羽煮海》《白蛇传》《苏秦刺股》《薛仁贵》等。你完全可以设想,这些说中国话,又会说俄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的东干人,会把中国民间的各种故事传播到苏联的中亚地区,“中山狼”也就是这样到了俄国。然后,认真一读李福清和哈萨诺夫写的序言,这种猜想又被否定了。关于东干人的形成有两种传说:一是说,东干人就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的军士;一是说,有三千阿拉伯人到了唐朝,同中国的姑娘结合,这就产生了会说中国话和信伊斯兰教的东干人。但李福清和哈萨诺夫认为,这是神话传说,没有历史根据。他们认为,东干人是中国的回族人,1861年(实际上是1862年,同治元年——笔者)爆发了回民反抗清政府的起义,起义被清军下去之后,大约有一万起义者逃到了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他们主要是甘肃人和陕西人。现在在苏联境内大约有四万东干人。按照李福清和哈萨诺夫的后一种说法,“中山狼”的故事就不可能通过东干人传到俄国。因为起义军失败于1867年(实际上是1872年),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回民逃到吉尔吉斯等地,成了东干族人,而收入《忘恩负义》的阿法纳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共8辑)是1855—1863年间出版的。这一条传播途径又被否决了。

      本章开始时的那个问号依然悬在我心中。中国和俄国的“中山狼”类型的故事究竟是什么关系,依然未能解决。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从来不声明他的故事是从哪里听来的,他的讲述做了哪些加工,这样民间故事便来无影、去无踪地飘荡在六块大陆上。寻找民间故事之间的影响关系是比寻找文人文学的影响关系更复杂得多的事情,我是难以胜任的,便把希望寄托在了那些学富五车的大家身上。民间文学研究的大方之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找民间故事飘荡的轨迹上。比如,汤普森在他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考察了“两兄弟”型的故事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概率和分布的情况。他们倾向于把这种分布理解为共时性的平面分布,并不热心去追踪故事出现的先后,即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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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哲学、文学艺术、汉学研究等角度,对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研究溯源寻根,作史实描述和学理思考。本书第一手资料丰赡,文笔清新流畅。俄罗斯人的自我想象及其建构中国形象的“前结构”,两百多年来孔子形象在俄罗斯流传生辉,中国智者被俄罗斯学人和作家“借用”,禅宗文化令北方邻国读书人欣悦向慕,《诗经》在俄罗斯得到翻译赏析,俄国民间故事不乏与中国文学相似的因素,当代俄罗斯作家化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等等,在书中生动呈现,皆为作者的首创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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