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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已经不是最喜欢阅读的国家了

    发布时间:2019-05-06    作者:利来国际平台    点击量:

      

      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这些俄罗斯文学史上闪耀的名字,至今光芒不减。不朽的篇章和诗句,是几代中国人的记忆。新一代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热情,已不及当年,但这并不会减弱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曾产生的影响,通过邮件,记者采访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授郑体武。他平生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的教学、研究与翻译工作。采访中,郑体武追忆当年俄语文学热情似火的年代,也提及当下俄语文学热情衰退的缘由。而更多的,则是讲起他对俄语文学的认知,以及翻译中遇到的种种趣事。

      记者:《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到如今也常常被拿来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作品、这些作家被国内读者所熟知?

      郑体武:这是历史问题,简单地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被我国尊称为“老大哥”。那个年代,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同时,俄罗斯古典文学,尤其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同样在中国受到重视。一大批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作品也借着这个契机被翻译到了国内。从新中国成立到之后的17年中,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呈现出几种特点。首先是学习俄罗斯文学蔚然成风。其次是翻译出版的品种多、印数大。据我所知,仅托尔斯泰的作品,十几年中就出版了35种,共计170万册以上,再有就是译者学者化。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曾在莫斯科大学进修,当年俄罗斯文学界是怎样一种状态?

      郑体武:当年在莫斯科,只要你走进地铁,几乎百分百的人都在读书看报,爱读书是蔚然成风的,家庭人均阅读量、藏书量都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1990年代以后,俄罗斯已经不是最喜欢阅读的国家了。国家领导人也很忧虑,国民是否喜欢阅读、阅读兴趣在哪,能看出整个国家国民的精神风貌,能表现出创作力后劲足不足。不喜欢阅读的人能有多大的创造力呢?从最喜欢阅读的国家这个位置掉下来,俄罗斯各界也在议论。现在的俄罗斯跟苏联时期不能比了,人文萎缩是全球性现象。

      郑体武:很多人谈起这个问题。俄罗斯文学对几代人影响都特别大,但不是在当代。自198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拉美文学,随之而来的是一股东欧旋风,包括米兰·昆德拉,这也契合了当今中国文坛思想界的需要。

      我小时候读很多俄苏文学,当然我们这一代人是生长在精神文化饥渴的年代,只有这些作品可以读,不像现在的青年,自主选择的余地很大。俄罗斯文学,比如“白银时代”(指1890年~1921年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已经不可能有当初的影响了。如果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引进,影响也许会更大一些。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跌入低谷。还有,“白银时代”作家的特点是,精神很丰富,文化底蕴很深厚,都需要坐在书斋里仔细琢磨,都不是快餐,随便读读就能消化的。

      记者:您翻译了不少俄语诗歌,出版过《勃洛克叶赛宁诗选》、《俄国现代派诗选》等翻译作品。对诗的翻译,历来有个争议,是忠实于原作内容还是意境?您翻译时是如何考量的?

      郑体武:我在翻译诗歌的时候,不可能每首都满意,有妙手偶得的时候,但不是很多。

      在俄语诗翻译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像《十二个》里面,妓女卡其卡和大兵瓦列卡两人勾勾搭搭,打情骂俏,在三套马车上,一边跑,一边说话。叙事的节奏,和诗歌音韵的节奏高度吻合。我翻了这首诗,但始终不是很满意,找不到那种节奏的吻合。

      还有古米廖夫的一首诗,我能背下这首诗有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翻。不是不能翻,是翻译出来会丢掉很多东西,所以我不翻。这首诗描绘一位船长在面对临时暴乱时,指挥若定。诗里说,他从腰间拔出手枪,但我总觉得直接用“拔出手枪”,没有体现那种动感,应该是“哗啦啦从腰间抽出驳壳枪”。再者,因为过去的船长穿着船长服,镶有金饰,他一举起枪来,金穗迎风飘摆的英姿,我也翻译不出来。那时候埃及一个港口城市盛产水手服、船长服,那个地名和物品名连到一起,再加上一个形容词,“玫瑰色的”,就能构成“哗啦啦”的感觉,那我要是翻译成从“埃及布拉班产的那个船长服”,就没那个意思了,所以我索性不翻。可见翻译诗有时候真的很难做到内容和意境兼顾。

      郑体武:这不是说诗歌是不可翻的。有时翻译却也很容易,随便对上就是诗,不用太多加工。勃洛克的诗《关于死》,是一首白诗,不讲究押韵,和散文诗差不多,但是分行。最后一段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心啊,你做我的向导吧/面带微笑去追踪死亡/你自己也会疲倦,也会无法忍受/我所过的如此愉快的生活的/……当白昼的炎热扰乱希望和憧憬/我愿在这世界上听那呼啸的风。”我未做大的加工,非常喜欢这一段。

      我赞成翻译是可行的。这是事实,不用去论述。至于一些地方的表达,是技术性的问题。应该在翻译技术领域里讨论。翻译,或者是一个国家文学的引入,就像你对女人表达爱一样,必须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进行。

      郑体武: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书,简单地说,普希金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是现实主义奠基人。我曾对我的学生说:“一个跟文学有渊源的人必须是有文学想象的人。”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一种思想者的形象,如奥涅金等,后世之所以把普希金作为黄金时代的起点,与他不屈的精神也有关。他的思想与诗作,引起沙皇俄国统治者的不满和仇恨,他曾两度被流放,始终不肯屈服,最终在沙皇政府的阴谋策划下与人决斗而死,年仅37岁。

      记者: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近三十年间,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被称作“白银时代”,您也曾出版过《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以及《白银时代俄国文丛》等著作,您怎么看待这一时期的俄语文学?

      郑体武:白银时代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诗人,狭义地说就是现代派诗歌。其实这个时期,文坛上不仅仅只有现代派诗歌,还有传统派的诗歌,比如蒲宁他们。这个时期还有无产阶级文学,还有以叶赛宁为代表的新农民诗派。所以,首先要清楚,在那个时期,俄罗斯文坛和苏联文坛,不是只有白银时代诗人或者现代派诗歌。但那个时期主要的文学成就还是现代派,其中现代派里又包括象征派、未来派和阿克梅派等,未来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本身就含有打破旧世界、否定过去的意义,它本身就含有革命性,很容易拥护、接受革命,所以会出现现代派的代表人物马雅可夫斯基。

      郑体武: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维克多·佩列文的小说《夏伯阳与虚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时,我正好在莫斯科,当时俄罗斯有两个人被提名,一个是诗人阿福玛杜琳娜,一个是小说家佩列文。佩列文是非常热门的作者,他的书曾经在电视上打广告,我并不认为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可他很红,很有名。事实上,当代俄罗斯文坛还是有一大批作家很有才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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