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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教育功能、社会角色被放大了

    发布时间:2019-05-07    作者:利来国际平台    点击量:

      

      新京报:因意识形态、历史、地理等原因,俄罗斯文学一度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今情形已变,联系逐渐减弱。这种改变,有人认为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衰落了,也有人认为是“正常化”了,你怎么看?

      刘文飞: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说到俄语文学进入中国的语境。俄语文学从“五四”时期进入中国到20世纪末,其影响一直并不完全局限在文学的范围内,其中也掺杂着很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个说法,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这就特别能说明问题。俄国文学进入中国并不完全是因为文学的审美需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蜜月时期,文学的教育功能、社会角色被放大了,所谓的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这些都跟着苏联文学进来。即便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热潮,也是有非文学特征的,当时俄语文学跟其他外国语种文学一起,构成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热潮,构成改革开放时期作用于中国人的思想刺激源,当时的中国读者是想借此看到外面的天地是什么样的。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读者才开始把俄语文学当成文学来读,读托尔斯泰,不再把他当成生活导师来看,而是喜欢托尔斯泰的叙事方式,喜欢他的故事,喜欢安娜的悲剧的命运。大概十多年前,我在莫斯科的翻译家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我说:谢天谢地,俄罗斯文学在当下的中国终于回归到了文学本身。所以我觉得,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当下处境挺好的,现在我们对俄国文学的接受才是正常的。

      新京报: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消长,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本土文学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和趋势?这一趋势是怎样的?

      刘文飞:我不研究中国文学,因此我没有资格来判断中国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我想换个角度,谈谈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在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外国文学在本土文学史、本土文学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外国文学大批量进入中国的时候,恰好是在中国新文学初见雏形、其范式和内容开始定形的时候。换句话说,外国文学可能是中国新文学的模仿对象,这在其他国家很少有。中国当代的诗人写作,不是以李白和杜甫为主要模仿对象,而是以普希金、雪莱、拜伦、惠特曼、聂鲁达为模仿对象;中国小说家也主要不是以曹雪芹为模仿对象,而是以托尔斯泰等西方大作家为模仿对象。我是指文学范式上的模仿。但与此同时,在中国读者、作家心目中,一直有一个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这样一种泾渭分明的两分法。在其他国家,文学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很少把文学分成这两大类。上述两种情况,可能是一百年来中外文学交融中一个非常悖论的现象。我们不去评论它好还是不好,但这个现象至少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

      新京报:近期你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出版。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特质有哪些?在翻译中,如何做到保留原语中的某些特质?

      刘文飞:最近我在商务印书馆出了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我为他们编了一套“俄国诗人丛书”。在编辑前言中我写到,一个国家好的诗人也就是十多个(我指的不是中国,中国仅在唐朝就有上千位有名的诗人)。我还觉得,每个诗人即便他很伟大,好的诗也就五六十首。所以,我就选了十几个俄国诗人,每个人选出50首诗,用中俄文对照的方式排出来。我把原文摆上去,一是亮出我的一个态度,就是告诉别人,我是老老实实地从原文译出来的;二来我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来挑错,大家一起来完善译本。

      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下的阅读价值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他是学哲学的,后来改写诗歌,因为他认为,通过诗歌更容易发现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秘密。他果然发现了这种秘密,也就是人在面对生活和大自然时的敬畏和感动,欣悦和幸福,他想通过诗歌把这些情感传达给读者。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蛮值得中国的诗人、读者,甚至每个中国人借鉴吸收。读一读他的诗,你可能会发现,生活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悲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的诗歌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组合隐喻。都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特别难懂难译,这个难有可能就在隐喻上。因为他的隐喻经常是组合性的,好几行诗构成一个隐喻,甚至一首诗就是一个隐喻,我还要更极端地说,他的整个创作,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最后一点是,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标准的俄国知识分子,他对时代、社会所具有的、所表达出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还没有过时,尤其是对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者: [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译者: 刘文飞 ,版本: 商务印书馆2019年4月

      新京报:有人说,俄语译者在年轻一代中出现了代际断层,相较而言,如今的英语、西语译者更加活跃,在你看来原因有哪些?

      刘文飞:我倒不认为俄语译者的年轻一代有断层,可能人数比老一代的俄语译者少一些,跟英语译者比也少一些,两者叠加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比如,我就不认为俄语译者比西语译者更不活跃,我想现在俄语的译者人数恐怕还是超过西语译者的。现在英语是话语霸权,英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的当代作品,自然更受重视。西语文学在中国当下比较受欢迎,主要还是因为拉美文学爆炸的余波作用。仅就俄语文学的汉语译者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我觉得并不亚于其他语种的译者。

      新京报:上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开始引入中国时,中国处于变革时代,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如今阅读俄罗斯文学,和那时相比,着重点是否应该有不同?

      王嘎:俄罗斯文学引入中国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化过程,从二十世纪初期至今,先后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阶段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着各不相同的文化需求以及特定的社会意涵。新文化运动时期着力呈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世界,以期营造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同情共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展开大规模翻译;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有了对俄罗斯文学更为广泛和多元的译介,从而在汉语中构建出一个光芒四射的俄罗斯文学星体。

      相对于文学作品传播的社会化,文学阅读是一项私人化的精神活动,其中居于首位的应当是个人兴趣、联想与审美,故而很难给当下的俄罗斯文学阅读设定某种统一标尺,或者着重点。但有一点可以断言,那种单纯以特定社会意义取代文学意义,以“boy meets tractor”(男孩遇见拖拉机)取代“boy meetsgirl”(男孩遇见女孩)的作品,恐怕对大多数读者都会失去吸引力。

      王嘎:关于翻译的难度,存在着许多悲观主义的论断,但对译者而言,翻译却又是近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创作。每一个俄罗斯文学译者,想必都会面对其他语种译者的共同难题,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所谓在自由与强制之间“戴着镣铐的舞蹈”等等。

      除了普遍的难度,我个人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说来自俄罗斯诗歌。这主要是因为,从普希金开创的黄金时代以来,格律诗始终是俄罗斯诗歌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使最具现代意识的诗人往往也不例外。俄语本身词形多变,容易形成丰富的韵脚,重音音节和无重音音节按照固定规律出现在诗行中,形成韵律,通过主谓成分在句中位置的灵活变动,又可产生多重语义。所有这些语言现象,造成了俄罗斯诗歌格外突出的音乐性和民族性,令译者处于形式对应与等效对应的两难之境。拘泥于前者,难免损伤语言的自然状态,而致力于后者,却会降低形式自身所包含的难度与美感。相比之下,西方现代诗歌多为自由诗,诗歌语句趋于散文化乃至口语化,可供译者施展的空间或许也略大一些。

      王嘎: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俄语作品译介呈现出多元局面,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直至现当代文学,均有全方位展示。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小说”、四川人民出版社“金色俄罗斯”系列、浙江文艺出版社“双头鹰经典”,为推介新作与发掘精品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持续关注。

      对于当前俄语作品的译介情况,我个人也有某些未免短浅的意见。譬如公版图书的扎堆重译,未见得“刷新”那些公认重要译本的语言面貌,却有可能遮蔽现有译介工作的丰富程度,使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印象停留于若干经典之作,也可能使翻译批评失去客观公正的尺度。众所周知,力主重译(“复译”)的最著名人士是鲁迅先生,其本意在于“击退乱译”,提高翻译质量,反对“别人莫作非分之想”的独占。鲁迅先生当年的主张与现今的过度重译并非处在同一语境下。

      与此同时,反映俄罗斯历史文化变迁的非虚构作品译介则略显不足,而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娜塔莎之舞》《罗曼诺夫皇朝》《耳语者》等大部头著作却受到欢迎,这表明读者及知识界对此类作品的需求未必冷淡。俄语非虚构作品有待于专业人士的发现和译介。

      王嘎:这个话题,让我想到马克·斯洛宁所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本书几乎成为我在大学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指南”。“一本好书就是一场灾难”,诚哉斯言!原作或译作“被遮蔽”的现象及成因各有不同,姑且做一粗略分类,并以一部具体作品为例:

      1.艺术形式超前,思想内容不被文学同行及同时代人所理解,难以见容于世,多年以后才引起关注。如丹尼尔·哈尔姆斯的短篇小说(《蓝色笔记本》),作者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鬼才”,看似非理性的扭曲变形的语言碎片,折射出现世的丑态,又深藏着理应安放在逻辑之上的真实生活。

      《蓝色笔记本》,作者:丹尼尔·哈尔姆斯,译者:张猛,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2.原作本身有足够的艺术表现力,已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由于相关研究和译介不到位,在汉语读者中鲜为人知,或者认知有限。如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作品。阿赫玛杜琳娜是苏联“解冻”年代的产儿,她的诗具有精致的语体、独特的调性和形象思维的深度,对周遭世界的声音和色彩极为敏感,被布罗茨基誉为“从莱蒙托夫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俄罗斯诗歌无可置疑的继承人”。

      

      3.原作和译作均为杰作,却从诞生之初便命运多舛,充满悲辛,俨如作者本人的命运。例如生前籍籍无名的诗人、小说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去世后以一部《科雷马故事》震惊文坛。如今,这部继承了俄罗斯散文叙事传统,闪烁着人性光辉而不失优美诗意的作品,在俄罗斯不仅读者众多,而且被搬上荧屏,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理想藏书》辑刊更是将其列为84部俄罗斯小说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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